本文作者：Stratechery ；编译：Cointime Freya

从本质上讲，银行的核心是促进者：储户把钱借给银行，并从中获得利息；而银行把钱借贷出去，同样获得利息。如果银行对贷款收取的利息高于支付给储户的利息，那么银行就是盈利的。银行通过利用时间杠杆来实现这一点：储户赚取较低的利率，以换取能够随时提款；

贷款赚取较高的利率，但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提款。这样做的原因是，在理想情况下，银行拥有各种各样的储户群体，他们的资金在个人账户上进出，但在总体上是稳定的；这为那些长期贷款提供了稳定性。

银行常见的倒闭模式是银行挤兑：银行没有足够的资产一次性偿还所有储户，因为这些资产已经以贷款的形式分配到了其他地方。不幸的是，银行挤兑可能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储户担心银行的流动资产即将耗尽，那么理性的反应就是迅速提取他们的资金，这会使问题变得更糟。 此外，银行挤兑具有传播性：如果储户听说另一家银行发生挤兑，他们可能会开始质疑自己在银行存款的安全性，从而引发另一场挤兑。

这就是大萧条时期发生的情况：1929年有650家银行倒闭，1930年有1,300多家；总共有9,000多家银行倒闭。1933年FDIC的成立最终阻止了危机的蔓延：FDIC由成员银行提供资金，为每个账户投保2,500美元；即使银行倒闭，储户也能拿回他们的钱。

这种保险的影响不在于支付了多少，而在于它的存在：其理念和效果是在银行挤兑开始之前就阻止它们，因为储户不必担心他们会损失钱财。在这种情况下，FDIC实际上也保护了超过保险限额的银行账户，因为不赔钱的最好方法就是把钱存储在一家没有倒闭的银行。

硅谷银行发生了什么

硅谷银行上周发生的事情有一定的复杂性；Marc Rubinstein、Matt Levine和Noah Smith撰写了三篇不错的概述。不过，归根结底，其机制还是相当简单的：

事实上，从技术上讲，硅谷银行已经破产几个月的时间了：该公司的资产多于负债，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资产无法在不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清算；不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这些证券会及时到期，全额偿还它们的价值。最大的输家将是硅谷银行的股东，他们将放弃银行在此期间无法购买的更有吸引力的证券的所有未实现利息；难怪去年该公司股价下跌了66%：

尽管如此，硅谷银行仍然是一家银行，尽管其利润较低——除非发生银行挤兑。

银行挤兑

实际上，我不确定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硅谷银行的技术性破产的，但大概是几个月前的事。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知识；毕竟，业务在照常进行，而且，随着其持有至到期的债券逐渐到期，硅谷银行也会好起来，尽管利润较低。

显然我错了，以下来自金融时报：

尽管随着科技股估值从大流行时期的高位暴跌，SVB的存款已连续四个季度呈下降趋势，但在2月和3月，存款的下降速度超过了预期。Becker 和他的财务团队决定清算该银行几乎所有“可供出售”的证券投资组合，并将收益重新投资于短期资产，这些资产将获得更高的利率并减缓其盈利压力。此次出售意味着18亿美元的损失，因为自SVB购买这些证券以来，由于利率飙升，这些证券的价值已经下跌。为了弥补这一损失，Becker 安排了由高盛牵头的银行股票公开发行。 其中包括General Atlantic的大笔投资，后者承诺购买5亿美元的股票。

该交易于周三晚上宣布，但到了周四上午，该交易看起来已经失败了。SVB出售证券的决定令一些投资者感到意外，并向他们表明，它已经用尽了其他筹集现金的途径。到了午休时间，硅谷的金融家们接到了高盛打来的最后一通电话，在SVB的股价暴跌之际，高盛曾短暂地试图与General Atlantic一起组建一个更大的投资者群体来筹集资金。

与此同时，包括Peter Thiel的Founders Fund在内的一些大型风险投资者建议企业从SVB撤资。Becker在与SVB的客户和投资者进行的一系列通话中，告诉人们不要恐慌。“如果每个人都在告诉对方SVB遇到了麻烦，那将是一个挑战，”他说。突然间，SVB资产负债表上累积了一年多的风险变成了现实。如果存款进一步下降，SVB将被迫出售其持有至到期的债券组合，并承认150亿美元的损失，从而更接近破产。

事实似乎是这样的：Moody’s 于周三下调了硅谷银行的债务评级，促使该行匆忙出售可供出售的投资组合并进行融资，但融资的仓促性质意味着它从未完成；硅谷银行可能破产的消息迅速传开——也许是因为硅谷银行正试图从硅谷筹集资金。这导致初创公司提取回他们的资金，促使其他人担心银行会耗尽资金，从而导致更多的提款。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教科书式的银行挤兑。

硅谷银行客户群的问题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存款远远超过FDIC现在的25万美元的限额，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即使是一家相对较小的公司也需要营运资金，包括账单、工资等，都远远超过25万美元。此外，虽然任何在银行拥有大量资产的公司都应该把大部分资产放在美国国债或货币市场账户中，但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小型初创公司可能只是把钱留在他们的主要账户中：也许团队实际上正忙于寻找产品与市场的契合度。毕竟，初创公司的目标是实现比银行存款高出数倍的估值，而不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存款回报。

对于硅谷银行39年的历史，以及FDIC 89年的历史来说，这是很好的：未被保险的资金受益于FDIC的保险，因为银行不太可能遭受银行挤兑，特别是硅谷银行，与大多数银行相比，它一直拥有更大比例的未保险资金，它深深卷入到硅谷的生态系统中。正如风险资本家喜欢告诉你的那样，这个生态系统关乎信任。Victor Hwang是《热带雨林：打造下一个硅谷的秘密》一书的合著者。他在2012年《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

将硅谷视为雨林是一种有益的方式，它的繁荣是因为它的许多元素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新的和意想不到的动植物。而雨林模式不仅仅是一个类比。创新的生态系统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系统；流经这个生物系统的是养分，即人才、创意和资本。而且，养分流动得越快，系统的生产力就越高。这就是文化问题发挥作用的地方。

在现实世界中，经济系统是由人组成的，而不是无名的齿轮。 在现实世界中，人性阻碍了这一进程。 我们的大脑本能地属于部落。 我们天生就会信任离我们较近的人，而不信任离我们较远的人。 然而，科学家们发现创新和人类情感是交织在一起的。 人性及其与生俱来的偏见在社会中造成了巨大的交易成本。 因此，我们认为的自由市场实际上并不那么自由。 他们仍然受到基于地理距离、缺乏信任、语言和文化差异以及低效的社交网络等无形的社会障碍，所造成的交易成本的限制。

为建设热带雨林，实现商业创新的最大化，我们必须转变文化。人们学习文化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指导，而是通过实际的实践：榜样、与不同伙伴的点对点互动、惩罚不良行为的反馈机制，以及明确的社会契约。硅谷创造了一种文化，鼓励具有不同才能和背景的人相遇，相互信任，共同抓住机会。这种文化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为从风险投资公司、到律师、再到企业家，关键机构都把更广泛的社区视为比任何个人交易的“获胜”更重要的东西。这是一种基于追求公平而非优势的文化。

我认为这在2012年是正确的；我不确定它现在是否正确。在我看来，我关于硅谷银行没有问题的首要错误是由两个更基本的错误所支撑的：

上周的情况表明，这两者都是完全错误的：对周四融资失败的恐慌反应清楚地表明，几乎科技界的所有人都被硅谷银行的情况感到措手不及——同样，在没有银行挤兑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盈利能力的问题，而不是生存能力的问题——而由此导致的银行挤兑清楚地表明，从风险投资家到他们所建议的初创公司，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福利，而不是整个生态系统。

对于给这些公司提供建议的风险投资家，我的心情更加复杂：一方面，告诉这些公司撤资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在上周四之前，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硅谷银行的问题，这似乎是一种失职，尤其是因为这种意识的缺乏似乎导致了最初的恐慌。

类似的批评也适用于周末Twitter上的某些风险投资行为，这些行为有时似乎是为了引发其他地区银行的挤兑，目的是迫使FDIC介入，使储户得到补偿，无论他们的资金是否有保险。 虽然这种做法不太体面，但最终还是成功了：FDIC、财政部和美联储都介入了。

政府和信托红利

FDIC、财政部和美联储在周日下午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

今天，我们正在采取果断行动，通过增强公众对我们银行系统的信心来保护美国经济。这一举措将确保美国银行系统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以促进强劲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方式，保护存款并为家庭和企业提供信贷服务。

在收到FDIC和美联储董事会的建议，并与总统协商后，Yellen部长采取行动，使FDIC能够以充分保护所有储户的方式，完成对对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市硅谷银行的清算。从3月13日星期一开始，储户可以获得他们所有存款。与硅谷银行破产有关的任何损失都不会由纳税人承担。

股东和某些无担保的债务人人将不受保护。高级管理人员也已被撤职。存款保险基金为支持没有保险的储户而遭受的任何损失，将按照法律规定，通过对银行进行特别评估来弥补。最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星期天宣布，将向符合条件的储蓄机构提供额外资金，以帮助确保银行有能力满足所有储户的需求。

这一举措实际上意味着FDIC的25万美元限额毫无意义：任何银行的所有存款大概都可能受到美国的充分信任和信用的保障。这一举措的原因与当初创立FDIC的动机相同：鉴于大多数企业需要超过25万美元的营运资金，任何行业的任何企业对硅谷银行储户损失资金的理性反应是，将他们的账户转移到已经被认为“大到不能倒”的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和花旗银行）；这将意味着银行挤兑其他所有人。

在我看来，联邦政府的行动是此时此刻应该做的正确事情。然而，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性质将会产生长期后果：请记住，储户是银行的债权人，他们因借钱给银行而得到补偿；如果借出这些钱没有风险，储户为什么要赚钱呢？与此同时，银行现在有动力采取风险更高的策略，因为它们知道储户是安全的；答案几乎可以肯定是对小银行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就像2008年之后对四大银行实施的那种监管。这反过来意味着，除了FDIC的保费将大幅增加之外，还将收紧信贷，以及向消费者收取更多费用。此外，尽管纳税人可能不会直接向濒临倒闭的银行注资，但承担所有这些低利率证券是真正的机会成本。

换句话说，在上周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受益于银行信托红利：从技术上讲，企业应该担心超过25万美元保险限额的资金，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对此给予关注。这使得它们的运作更有效率，并使银行可以更广泛地获得资金来放贷。与此同时，地区性银行获得了较低的资本要求和较少的监管，从而更容易提供信贷和提供定制服务。与此同时，FDIC向成员银行收取的费用相对较低，因为它只为每个账户提供25万美元的保险，尽管它的存在使整个系统对于各种规模的账户都更加安全可靠。这种信任红利现在已经消失，用明确的规章制度取代信任的成本将永远累积。

硅谷的窘境

银行挤兑是“囚徒困境”的典型例子，我在2017年的《Uber困境》中对此进行了描述：

这种困境通常表现为如下收益矩阵：

囚徒困境的迷人之处在于，两个囚犯都采取理性行为的结果——即背叛对方，这对个人来说总是会带来更好的结果——总体上是一个更糟糕的结果：入狱两年而不是只有一年（如果两个囚犯都采取非理性行为，并保持沉默）。用更专业的术语来说，相互背叛是唯一的纳什均衡：一旦两个囚犯都意识到背叛是最佳的个人策略，单方面改变它就没有任何好处。

正如我在那篇文章中解释的那样，摆脱囚徒困境的方法是将其变成一款迭代游戏：

但是，如果你连续多次玩这个游戏，并对之前发生的事情有完整的记忆（这被称为迭代游戏）呢？为了测试会发生什么，Robert Axelrod举办了一场比赛，邀请了14位博弈论理论家提交带有他们选择的算法的计算机程序；Axelrod在《合作的进化》中描述了获胜者：

“多伦多大学的Anatol Rapoport 教授提交的TIT FOR TAT赢得了比赛。这是所有提交的程序中最简单的一个，但结果却是最好的。当然，TIT FOR TAT从合作选择开始，然后做其他玩家在前一步所做的事情……

对结果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作者的纪律、程序的简洁性还是长度，都不能解释规则的相对成功……令人惊讶的是，有一个单一的属性可以将相对高分的条目与相对低分的条目区分开来。 这就是善良的特性，也就是说永远不会第一个背叛。”

这与单次囚徒困境的结果完全相反，在单次囚徒困境中，理性的策略是刻薄；当你在做长线投资时，最好表现得友善一些——你可以用长期收益来弥补短期损失。

硅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一个迭代的游戏：

在硅谷发生的事情比一个简单的囚徒困境游戏所能描述的要复杂得多：参与者不是两个，而是数以百万计，更多的人见证了“游戏”。不过，这凸显了整个硅谷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明显的迭代游戏：当然，短期结果很重要，但长期结果最重要。

例如，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人愿意批评他们的同事或前公司：今天的前同事或前经理也许就是明天的天使投资人或工作推荐人。正如Marc Andreessen在最近的一次播客中告诉Barry Ritholtz的那样，“我们在那些成功的企业身上赚钱，在那些失败的企业上赚取声誉。”

一个风险投资家在其职业生涯中会投资数十家甚至数百家公司，而大多数创始人只会创办一家公司；这意味着对风险投资家来说，投资是一种迭代的游戏。当然，搞垮一个创始人或拯救一个陷入困境的公司可能会有短期收益，但从长远来看，这根本不值得：消息会传播，而风险资本家的交易流量取决于他们的声誉。

那篇文章被称为“Uber的困境”，因为我的论点是，Uber当时前所未有的私人估值，已经将Uber和其主要投资者Benchmark之间的关系，从一个反复的博弈转变为一次性博弈；具体来说，Benchmark愿意起诉创始人人兼当时的首席执行官Travis Kalanick，破坏了该公司在创始人中的声誉，因为让Uber上市所带来的绝对回报比过去和未来的任何其他投资都更有价值。

我越来越怀疑Uber并非个例，而是硅谷新时代的一个前兆。在那篇文章发布后的六年里，私营公司估值达到数百亿美元已成为常态；风险投资公司管理的资金激增到数十亿美元，有效地改变了他们的经济模式，从收益驱动变为费用驱动；在这两种情况下，成功不再是一系列的胜利。

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科技本身达到“起点的终点”时，而且很明显，除了公共云和移动之外，地平线上没有范式转变（人工智能提供了希望，但可能由大公司主导）。这意味着，科技公司正在从绿地机会和扩大蛋糕，转向在终端用户的零和竞争中分享份额。

硅谷的终结

这种环境对于“热带雨林”和“社区比任何个人交易的‘胜利’更重要”的唐吉诃德式赞歌来说是致命的。当风险如此之高，而感知到的机会空间越来越窄时，每一个决定都会变成囚徒困境——回想起来，发生在硅谷银行身上的事情就变得不可避免了。此外，这可能不是这种新环境带来的唯一坏结果。在信任消失之前，很难理解它的价值，而对失去的东西进行全面核算将需要数年时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信任缺失的最终驱动力是技术本身。硅谷银行的独特之处在于（1）其客户可以轻松执行提款；（2）硅谷银行即将破产的消息传播速度很快。

在大萧条时期，储户总共损失了70亿美元的资产；当时的7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610亿美元。与此同时，硅谷银行在24小时内处理了420亿美元的提款。正是这种速度，在传言和提款的零分配成本的推动下，对于一个以套利时间为基础的实体来说是如此不稳定。

与此同时，从政治到商业再到媒体的各个方面，这种不稳定和由此导致的信任丧失无处不在。这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增加，将继续推动政府进行更多干预的要求——就像这个周末一样。然而，更多的政府推动意味着用更多的规则、条例和限制来取代信任，这将对创新产生长期影响。这或许是科技将颠覆作为其目标功能的必然结果：最终的受害者可能是曾经的硅谷银行，而不仅仅是银行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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